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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袁加与《黄河万里图》 [打印本页]

作者: flzhangxin 时间: 2015-8-11 20:32
标题: 袁加与《黄河万里图》
本帖最后由 flzhangxin 于 2015-8-11 20:43 编辑

2015年08月11日    来源：集邮

   2015年8月23日，以《黄河》为主题的邮票将在祖国大地上公开发行。
   从公元1878年中国第一套邮票诞生起，黄河和长江，这两条横贯古老神州的龙脉，这两条哺育、滋养、繁衍世世代代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论是在腐朽的晚清，还是在风雨飘摇的民国时期，始终没能搭上邮票发行这趟列车。邮票，作为“国家的名片”，不能没有黄河的位置，不能没有长江的位置！这不仅源于华夏子孙的企盼，也是当代人的一种责任。党的“十八大”以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使黄河和长江——带有鲜明标志性的中国符号，终于登上了中国邮票发行的年度计划。
   2014年9月13日，一个名叫袁加的中年艺术家，走进了湖北武汉公众的视野，不，确切地说，是第一次走进了千千万万集邮者的视野！武汉，长江中游著名的大都市。万里长江以磅礴的气势冲出瞿塘峡后，和最大的支流汉江在这里交汇，两江携手，浩浩荡荡，奔向东海。在这里举行《长江》邮票的发行仪式，对于被长江和汉江切割为三镇的江城百姓来说，不啻是个盛大的节日。清晨，一批批的人流，夹在汽车、电动自行车中间，向汉口江滩公园聚集。江城的人们要亲眼见证《长江》邮票是什么样子？它的设计者又是谁？
   2015年4月25日，又一个集邮界盛大的庆典活动让袁加站在了领奖舞台的中央。革命圣地井冈山市博物馆大礼堂内，横贯舞台的大标语“2014年最佳邮票颁奖典礼”点明了正在这里隆重举行的活动的主题。掌声、欢呼声、音乐声伴着璀璨的灯光，将颁奖活动逐渐推向高潮。11点10分，最后一项大奖揭晓。主持人宣布，“2014年最佳邮票——长江”，“设计者袁运甫、袁加！”略带腼腆的袁加走到舞台中央，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将中国邮票最高奖的奖杯颁给了袁加。这项由《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七家新闻单位联合举办的最具影响力的大型集邮活动，迅速通过平面媒体、电视荧屏、网络平台传向各地。袁加——《长江》邮票的设计者之一，立即成为广大集邮者熟悉的一个名字。但真正要了解袁加，还要从30年前的一桩往事说起。

         与专业邮票设计师擦肩而过

　　这里所说的专业邮票设计师，主要指在中国邮政邮票印制局任职的，专门从事邮票、邮资信封、邮资明信片等邮资票品设计工作的专业人员。1949年10月，邮电部作为政务院下属的部门成立后，第一个走进专业邮票设计队伍的，就是邮票设计泰斗——孙传哲，而后邵柏林、刘硕仁、万维生、卢天骄等，从中央工艺美院陆续毕业，相继成为专业邮票设计师队伍中的一员。作为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能够走进专业邮票设计队伍，当时也是一种向往。
      机会，就是机遇，往往稍纵即逝。1985年，邮电部对中国邮票管理体制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革。将原中国邮票总公司一分为二，组建邮电部邮票发行局和中国集邮总公司。邮电部邮票发行局为正局级单位，主要负责邮票发行等政府职能。中国集邮总公司为直属正局级企业，主要负责集邮业务经营工作。邮电部在这次改革中，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定，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堪称破天荒的决定，就是在邮票发行局的领导职数中，增加一名专业领导干部。1985年7月3日，邮电部部长杨泰芳签署了（1985）部任字31号，任命邵柏林为邮票发行局总设计师
   邵柏林，一个对邮票事业的热爱几近痴迷程度的人，曾被打成“右派”达22年之久的老知识分子，终于可以实现“提高中国邮票设计质量”的夙愿了。
   十年“浩劫”，不仅令中国的经济遭遇灭顶之灾，就是在邮票发行这个领域里，也是积重难返。邵柏林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人才短缺，青黄不接。十年动乱，成为十年人才成长和选拔的空档。特别是能与国外平面设计潮流对接的，在专业设计队伍中，几近空白。怎么办？邵柏林想到了位于大北窑的中央工艺美院。中央工艺美院，既是荟萃当时中国顶尖艺术家的殿堂，也是培养未来中国艺术家的摇篮。他要在这里，为中国邮票事业选拔一批能够担当本世纪最后十几年，乃至下个世纪的邮票设计队伍骨干。
   邵柏林没有按常规出牌。他既不找院长常沙娜，也没找教务处。他直接向授课的教师了解学生的水平。不久，来自第一手的顶尖学生名单，渐渐浮出水面：袁加、张磊、王虎鸣。三个优秀学生，已经成为邵柏林心中的目标。更让邵柏林对袁加另眼看待的，是一次美国著名教授对袁加的考核。
   1981年，改革开放之初的工艺美院，为了尽快了解国外美术发展的潮流和状况，派遣了一批学者和艺术家到美国考察。回国后，感触颇深的艺术家立即向领导建议，邀请国外著名艺术家来国内讲学，填补国际美术发展潮流这一课。这个当时颇具风险的提议，意外的得到了当时文化部的批准。于是，一个美国“超级照相写实主义”潮流的代表人物姚庆章，走进了中央工艺美院。他的授课，令学生们兴奋不已，他们好像触摸到了当时国际美术跳动的脉搏。讲课之后，是姚庆章严格的考试——每个人作一幅画。众多的学生中，姚庆章只给了两个学生满分——“5分”，其中的一个就是袁加。
      邵柏林为了进一步考察袁加，邀请与袁加同届的学生共同设计《哈雷彗星回归》特种邮票。1986年，在天文学领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久别地球76年的哈雷彗星，将又一次准时造访地球。如果错过这一次发行邮票的机会，那么只有耐心地再等上76年。溜走，不行！邵柏林抓住了哈雷彗星，他要让哈雷彗星定格在中国邮票上！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考察袁加有没有这个天分。
      其实，袁加并不了解邵柏林的意图，也没有洞察邵柏林心思的企图。他觉得这只是一个老师留给学生的作业。即便是作业，袁加也当作一次考试来对待。最终，袁加没有让邵柏林失望。代表炽热能量的红色哈雷彗星展现在邵柏林面前，他被袁加大胆、超然的色彩运用所感叹。尽管最后邮电部在审查时建议改为蓝色，但邵柏林并不隐瞒对袁加使用红色的赞赏。可惜的是，今天的集邮者已看不到袁加原稿的精彩。
      1987年7月，同一届的袁加、张磊和王虎鸣毕业了。踌躇满志的邵柏林出马了。这次他直接找中央美院的院长常沙娜，这三个人我要了！
      常沙娜也是个爱才惜才之人：对不起，三个人都已分配完毕。你可以要其他人。
      原来，三名高材生一直是各方觊觎的对象。工艺美院自然不会放走这些人才。袁加和张磊被留校，王虎鸣由内蒙古文化部门要走。邵柏林如五雷轰顶，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难道他精心策划的这台戏，就这么谢幕了？
   邵柏林没有软磨硬泡，软磨硬泡不是他的性格。时不我待。当晚，心急如焚的邵柏林来到了景山后街一栋独立的小楼前，叩响了紧闭的大铁门。这是轻工业部部长杨波的家。中央工艺美院的顶头上司就是轻工部。邵柏林这一招就是破釜沉舟。杨部长听了这位不速之客的说明，立刻提笔，给常沙娜写了一个便条，希望把王虎鸣留下来，分到邮电部，请她尽力支持。就是这个便条，把王虎鸣已经寄走的档案又追了回来。
   在人生的转折点，机遇往往不经意就会和你开个玩笑。一个便条，改变了王虎鸣的人生轨迹。而袁加却与专业邮票设计师擦肩而过。

               对长卷画情有独钟的艺术家

　　袁加出生在一个绘画世家，爷爷是一位品味很高的读书人，对绘画和传统文化了熟于心。父辈则出了两位著名艺术家，父亲袁运甫，叔叔袁运生。袁运甫，清华美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院长，是清华学群的领军人物。袁运甫钟情于公共艺术的研究和实践，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分别为毛主席纪念堂、邓小平故居陈列馆、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文史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北京地铁等地创作了多部大型公共壁画艺术作品，是中国当代著名艺术家。袁运生，清华美院教授，著名艺术家。1979年的一幅作品，让人们对他刮目相看。袁运生，在创作首都机场大型壁画《欢乐的泼水节》中画了几个裸体的少女，这让刚刚从“文革”荒芜年代走出来的个别人不舒服了。袁运生立刻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文明和开放的脚步毕竟已经迈开，任何羁绊想阻拦这种洪流，都是不可能的。两年之后，围住裸体少女的挡板被移开了，舆论也终于风平浪静。
      从小受家庭熏陶的袁加，对绘画有一种痴情的热爱。对于“文革”嗤之以鼻的袁运甫，没有裹进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他带袁加找到了一处清静的所在——故宫。故宫的东路，有一排雕龙画栋的房子，这里常年展出故宫珍藏的明代和清代的名人画作。“文革”中的“明清绘画馆”，游人罕至，极清静。爷儿俩背着画板、馒头和水，进去就是一天。他们在古画的海洋里欣赏、临摹、徜徉。一张又一张的临摹画，在日积月累中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袁加就在这里播下了绘画的种子。
   长卷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朵奇葩。浏览了众多古画的袁加，也不知从何时起，对中国的长卷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袁加的履历表上，有这样的记载：
   1989年至1990年，在瑞典莱克桑德手工艺学校访问学习；1990年赴美游学……1996年回国之后的袁加，对西方现代艺术和早已融入血脉之中的中国传统绘画技巧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他认为，相对西方绘画来说，中国的长卷画有着自己明显的艺术特征，这就是不讲焦点透视，不强调自然界对于物体的光色变化，不拘泥于物体外表的形似，而更多的是抒发作者的心灵感受与主观情趣。同时，在透视的方法上，西方绘画一般是用焦点透视，这就像照相一样，固定在一个立脚点，摄入镜头的就如实照下来，否则就照不下来。中国画是根据画者的感受和需要，使立脚点移动作画，把见得到的和见不到的景物统统摄入自己的画面。这就是不同于西方绘画的散点透视或多点透视。中国的长卷画在唐宋已十分成熟，如北宋名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用的就是散点透视法。《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北宋都城汴梁内外丰富复杂、气象万千的景象。它以汴河为中心，从远处的郊野画到热闹的“虹桥”；观者既能看到城内，又可看到郊野；既看得到桥上的行人，又看得到桥下的船；既看得到近处的楼台树木，又看得到远处纵深的街道与河港。而且无论站在哪一段看，景物的比例都是相近的，如果按照西方绘画焦点透视的方法去画，许多地方是根本画不出来的。这是中国的古代画家们根据内容和艺术表现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独特的透视方法。
      “五四”之后，西方绘画大量涌入，中国画以自己宽阔的胸怀，吸收了不少西方艺术的技巧，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力。但是，由于用西画和印象主义改造中国画，也出现了中国画走向非中国画的苗头。特别是中国长卷画逐渐衰微，能流传后世的精品几乎断档。袁加认为，不管如何变化，中国画传统的民族的基本特征不能丢掉，中国画的优良传统特别是中国长卷画这一传承上千年的画种应该保持并发扬光大，因为中国画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独特的体系，它在世界美术百花齐放，千壑争流的艺术花园中独放异彩。
      从西画与中国画介入社会的程度来说，袁加认为，现代西方绘画以艺术介入社会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国画是内心的，是绘画者心境的独白，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袁运甫先生70年代创作的长卷画《长江万里图》的问世，既是现代中国长卷画介入社会的一种尝试，也是对中国传统长卷画的继承与思考。
      上世纪初受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中国长卷画逐渐衰落以后，曾令中国的有识之士扼腕痛惜。袁运甫、袁加等一批艺术家则担起了恢复、发扬、传承中国长卷画的历史重任。继袁运甫先生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长江万里图》面世之后，袁加于1996年创作了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大楼大型壁画《大山水》；2004年创作了最高人民法院大楼壁画《高山仰止》；2006年创作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大楼壁画《江山胜揽》。2013年创作了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大型壁画《长江万里图》。2013年，在袁运甫先生因年事已高无法重新补充、完善《长江万里图》的情况下，袁加接过了这个重任，两个月后，原图未完成的长江源头部分及长江沿岸新的景观天衣无缝地补充到原图中，一幅全新的《长江万里图》问世。袁氏父子运用传统的散点透视法，把从长江源头一直到长江出海口的所有景观清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历来十分挑剔的故宫博物院郑重的把这幅历经40年的画作作为当代珍品予以收藏。恢弘、壮美的《长江万里图》被浓缩成9枚一套的邮票，于2014年9月13日在全国正式发行。是否可以这样说，久违的中国长卷画又回归它的本源了。

                        走马玛多探源头

　　2014年9月13日上午10点，袁加出席了在湖北武汉举行的《长江》邮票首发式。而他的父亲此时则坐在万里长江流经的最后一个大都市——上海，父子俩珠联璧合完成的《长江》邮票，分别在长江的两个节点上，见证了这套邮票的发行。
   就在《长江》邮票发行后的第8天，来不及喘息的袁加登上了飞往大西北的航班。他多么想放松一下，旅游正是他的爱好。但他没有时间，西北的寒冬即将到来。他要赶在大雪封山之前，赶到青海，赶到玛多！那里有一个梦想正在等着他。梦想就是黄河！
   袁加说不清，为什么黄河令他这么魂牵梦绕？为什么不顾艰险赶往莽莽高原？
   海外游学七八年的经历，让他有太多的感触。欧洲、美洲，无论他走到那里，他总能见到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他们勤劳、淳朴、与人为善，他们两代、三代，甚至已经四代生活在第二故乡。他们的身世，他们旅居海外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我是中国人！他们乡音不改，上三代没有改，这一代在家里仍然说中国话！乡音不能改，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标志！
      每逢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重阳、中秋、春节，他们像在国内一样，家庭团聚，朝东祭祖。他们知道，祖先就在中国，他们都是黄河巨大摇篮里的子孙。黄河就是他们的念想，黄河就是他们朝思暮想的故乡。
   尽管对黄河敬畏，尽管对黄河有太多的未知，袁加还是迈出了充满挑战的一步！
   目的地——玛多。从西宁下了飞机，换乘汽车，一路向西。柏油路面的状况尚好，汽车以将近100迈的速度疾行。他们必须要在天黑前赶到玛多。紧邻公路的是另一条正在修建的高速路，司机告诉袁加，明年这条高速公路就能通车，时间可以节省一半。
   经过近7个小时的路程，汽车终于驶进了玛多。玛多，古称“黄河沿”。所以，到了玛多，就一脚踏进了黄河的源头地区。说起它的历史，还和邮政有渊源哩！它曾是历史上由内地进入西藏的一个驿站。裁驿归邮后，这里逐渐萧条。新中国成立时，这里没有一间房屋，也没有一顶固定的帐篷。现在，玛多已成为几千人口的高原小镇。在通信不发达的年代，邮电所就成了唯一的与外界联系的希望。现如今，多种新业务的开办，使这里又成为了玛多百姓常来常往的去处。
   邮电所的所长告诉袁加，明天有雪，能不能上源头要看运气，如有大雪是决不能去的。这一夜，袁加失眠了，头疼，闷气，海拔4200米的玛多当天就给袁加一个下马威。更让他睡不着的则是明天的天气，难道黄河源头之行就此打住？
   天亮了。还好，多云。汽车出了玛多，就是黄河的河源地区。方圆300多里，没有一条路。汽车躲过一个一个的沼泽，小心翼翼地爬行。一阵云飘过，雪花扑面而来。这更给前方增添了若干未知数。大地白了，远山已变得朦朦胧胧。看来，严冬已经不请自来了。怎么办？袁加不甘心，对司机说，走，朝前走！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天不知什么时候放晴了。眼前就是袁加朝思暮想的黄河源头地区。袁加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风光。这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天空湛蓝，像被水洗过的一般。远山白雪皑皑，在阳光映照下，银光闪闪。湖水清澈，波光粼粼。空廖，寂静，绮丽壮观，整个宇宙，没有一丝声响，仿佛时间都被凝滞了。原来，这就是著名的扎陵湖和鄂陵湖。黄河从源头流过星罗棋布的“海子”（水潭）后，清澈的河水就注入了扎陵湖和鄂陵湖。袁加的腿不想动了，一步都不想动。他真想坐下来，铺开画板，尽情的挥洒。一天，不够！他想画它十天、半月。有人告诉他，天下最美的地方是瑞士，他曾慕名而去。现如今，占据他心中最美位置的地方不是瑞士，是玛多！
   司机告诉他，这里不能久呆。源头的天，小孩的脸，一天十八变。大雪看来要提前到。袁加只能用相机拍下源头的山山水水。但是，袁加的大脑已经装满了足可以震撼心灵的源头素材。
   离开玛多之后，袁加顺流而下，沿河而行。黄河上游和中游的景观，让袁加对黄河有了一个颠覆性的认识。黄河流域，河水浑浊，水土流失，书本上的图片和文字早已种植在袁加的脑子里。他不曾想，在毛泽东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60年后，黄河流域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黄河流过玛多之后，水流迤逦东行，达日河、吉迈河两条支流汇入黄河。过青海，进四川，跨兰州，整条黄河，水质清澈。黄河两岸，丰饶的大地上，树木参天，一片一片森林像卫士一样固守在两岸的土地上。即便是沿着晋陕峡谷下行，国家实行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的实施，已经欣喜地看到成效。两岸的树木、草地锁住了几千年不断坍塌的黄土坡。河水的含沙量在逐步下降。应该说，从那时起，袁加的腹稿，已经有了对黄河上游、中游完整的方案。
      2014年11月中旬。袁加最后完成了对甘肃、宁夏、内蒙、陕西、山西、河南、山东黄河沿岸的考察。此时，心中的黄河已经在奔腾，在冲撞他的心灵，不能再等，回北京！
      回到北京，袁加已经不能自恃，创作的冲动和兴奋，始终包围着他。这是他必须要作的事，必须要完成的事，一刻都不能等。他头脑已有了《黄河万里图》的一个轮廓，至少要6米长，才能装下从源头到出海口的整个山山水水。可6米长的画案去哪儿找啊？这让袁加犯愁了。袁加的夫人提醒他：找，不如做。对啊，袁加马上请人，就在自己的画室内，制作了一张6米长的画案。为了防止长卷卷曲、起皱，袁加索性将画纸绷在画案上。光线也是影响整体颜色的关键，6米之长的画卷在房间的不同位置，明暗差距较大，必须使画卷的上下左右光线一致，整体的用色才能统一。袁加又去专业灯光市场，选购了几只大灯，经过调整亮度，终于获得了满意的效果。
   从2014年的11月下旬起，望京金隅国际31层楼一扇窗户的灯光，每晚都是最后一个熄灭。这是袁加的画室，每天午饭后，袁加一头扎进画室，在他心目中的黄河里徜徉。此时，九曲黄河中的塔尔寺、炳灵寺、西夏王陵、同心清真大寺、成吉思汗陵、黄帝陵、龙门石窟、白马寺、孔庙、孔林等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中的一个一个记号，顺序来到袁加的大脑中报到。这些记号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从荒蛮走向文明的脚步，是中华各族儿女互相融合，彼此尊重，休戚与共的例证。它们像珍珠一样被袁加镶嵌在黄河图稿之中。每到凌晨两点多，袁加才拖着疲惫的身躯，恋恋不舍地离开画室。他不能不走，明天6点半，他要送孩子上学。袁加不能把这个每天必须完成的程序再推给夫人。袁加的妻子是同届的同学，一位优秀的艺术理论研究学者。但为了袁加的事业，她放弃了所有少年时的理想，主动承担起全家的家务。最近，又把袁加父母的衣食住行扛起来，让袁加这个孝子十分感动。3个月后，6米长的《黄河万里图》全景图稿完成。
      广纳良言，精心修改，袁加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作局部的、整体的修改与完善。正是充满激情的投入和虚怀若谷的胸襟，使《黄河万里图》成为又一精品力作。2015年5月25日，经过技术人员近三周的精心调试，融进袁加无限深情的《黄河》邮票在中国邮政集团邮票印制局正式开印。
   1947年，毛泽东曾在陕北佳县峡谷边俯瞰黄河，他凝视脚下波涛滚滚的黄河，深情地说：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是啊，黄河这个伟大的母亲，孕育、繁衍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多少年来，黄河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勤劳、勇敢、不畏强敌；黄河又像一条纽带，维系着华夏儿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衷心希望，《黄河》邮票的发行，能够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可以带在手边的对黄河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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