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有座“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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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都的人民公园(过去叫“少城公园”)游玩,远远就能望见一座庄严雄伟的砖石结构的高塔直指蓝天。走近了,可以看到由碑座、碑身、碑顶组成的具有我国民族风格的方形碑塔。塔高31.86米,塔身四面用不同字体镌刻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字样。这十个大字是是四川著名学者吴之瑛、赵熙、颜凯、张夔阶手书。碑座上部四面,分别塑造火车头、铁轨、信号灯、转辙器和自动连接器的浮雕。碑座上镶嵌汉白玉,刻有“中华民国二年,川汉总公司建”的字样。这是建塔时间的准确记载。现在人们到公园游览,在塔前漫步留影,凭吊先烈,吟颂诗篇,挥毫作画,很少有人注意到建塔的原因、特点和有关的历史掌故。而且不少的游客对于成都导游图把这座碑作为标志建筑也甚为不解。 </P>
< > 其实,这座碑记载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战斗历程的丰功伟绩,标识着中国几千年皇族政权的覆灭。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曾说过:“没有四川的保路风潮,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也许要晚两年。”所以,这座碑是成都人民引以为豪的历史见证。 </P>
< > 1911年初,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外国列强的压力下,与英、美、德、法四国签订了“川汉”“粤汉”铁路合同,允许外国享有铁路借款的筑路权,下令接收川、鄂、湘、粤四省铁路公司,侵吞人民的铁路筹款。满清朝廷拱手把主权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丑恶行径,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四川各地纷纷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口号,一百多个县市开展了罢市、罢课、抗粮、抗捐的斗争。当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设计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罗伦、蒲殿俊、张澜、颜楷等领导人。各地群众闻讯后,到督院街制台衙门——就是现在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地——进行和平请愿。赵尔丰悍然下令开枪镇压,当场打死32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被称为“成都血案”。血案发生后,这场保路事件就转化为全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武装起义。清廷急忙调集湖北的清军入川镇压。由此造成了武汉空虚,武昌城头才得以打响了辛亥革命推翻朝的第一枪。所以说保路风潮实质上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辛亥革命成功后,川汉铁路总公司于1913年修建了这座纪念碑。 在当时,碑址附近不是公园,而是居住旗人的少城中的三条胡同。这三条胡同是:永平胡同、永清胡同和仓房街。永平胡同又叫头甲巷子或者永顺胡同;永清胡同又叫桅杆巷子——因街上有一高悬天灯作夜间照明的桅杆而得名;仓房街又名仓房巷子——原来建有囤积粮食的公仓,以备少城闭城时的紧急之用,清代后期就废弃了。修建纪念碑时,政府将三条街的房基地全部征收,建成了公园——少城公园。其余的民房就都拆除了。 </P>
< > 纪念碑的设计人兼监工就是王玬,是双流县擦耳岩的人。幼时是县中附生,后在省城入府庠。清末废除科举,开办新学,他就读于成都铁路学堂,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生,毕业于日本东亚铁道学堂。回国后,遇到清廷腐败,铁路修筑大权拱手交给了外国人,王玬只好回到老家蜗居。他在乡居期间,还与友人合作,测量设计并主持了由双流县城通往彭家场、擦耳岩的乡村公路。 辛亥保路风潮事发时,王玬是以双流大铁路公司的股东代表身份,出席了在成都岳府街举行的川路公司股东代表大会,受到颜楷、张澜等人的器重。赵尔丰屠杀请愿民众的血案发生后,他托同学回双流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声援成都人民的斗争。辛亥革命以后,铁路公司鉴于“政府假取犒军、数日辄尽”股款,张澜、颜楷等联名提议,将剩余路款为保路死难烈士建造纪念碑,并组成筹委会,聘请王玬为总监工,负责图纸设计和施工。王玬在设计中,继承了我国碑塔建筑的民族传统,同时参照国外建筑的艺术和特点,构图庄严,自然大方,溶中外文化为一炉,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典雅古朴的中国气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碑塔四面的书法艺术,更为纪念碑增色不少。吴之瑛等四人都是前清的翰林,南面是吴之瑛所书汉碑,一丝不苟;东面张夔阶的汉篆,笔法劲美;西面颜楷的北魏体,精气贯注具有铁画银钩之法;北面赵熙的汉碑体有骨有肉,苍劲力雄。在建筑时,除了以砖石作基础而外,还用青棡木打下丈多深的基桩,称为梅花桩,所以坚如磐石。修筑历时一个夏天全部落成,同时在“成都血案”的纪念日之前举行了落成典礼。 </P>
< > 1933年8月,四川西部叠溪大地震,碑身摇动,并没有倒塌。1941年7月,日本飞机轰炸少城公园,毁坏了塔顶和部分塔身。新中国建国之后,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这处文物,1952年、1954年两次修缮复原。1961年它被列为四川省重点保护文物。 1980年,成都市政府又对纪念碑重新修葺,更换了碑座,装上了琉璃筒瓦,碑身也粉刷一新,使整个碑塔更加光彩夺目,宏伟壮观。1988年,保路死事纪念碑被列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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