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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ngsunyu 于 2020-5-30 14:26 编辑
在1798年,拿破崙遠征埃及, 還带了175名各種學問的學者以及成百箱的書籍和研究設備。除發現羅塞塔石碑外,法軍探險隊深入金字塔內,拿出泥板楔形文字研究,開啟日後考古學對埃及古文明研究起源,文化意義貢獻重大。在1801年,拿破崙的大軍被英軍打敗投降,也結束了法軍在埃及為期三年的佔領期。(zh.wikipedia.org/wiki/拿破仑一世)
1882年至1922年间,埃及在英埃战争之后,七月革命之前,由英国管治埃及的时期。(zh.wikipedia.org/wiki/埃及英治时期)
比拿破仑晚了近一百年,一位旅行埃及的遊客,為了給在法國的朋友捎個音訊,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買了枚金字塔風景明信片,同時將金字塔郵票貼在图案面上,寄了出去,写了法文 Timbre côté vue或 TCV在明信片的地址那面, 告诉郵務員郵資已付,表明邮票貼在明信片的图案面上, 请盖邮戳在邮票上。於是就无意形成了一枚金字塔票片双图一致的极限明信片。如果那位游客住在开罗尼罗河酒店,他可以貼金字塔郵票在酒店明信片图案面上有金字塔,以盖上开罗邮戳。如果那位游客住在吉萨梅纳豪斯酒店,他可以貼金字塔郵票在酒店明信片图案面上有金字塔,以盖上金字塔群邮戳。
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為了鎮壓義和團運動及扩大在华特权,以军事行动攻入大清的英國、美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的八国联合军队。最終清廷與包含派兵八國在內的十一國簽訂不平等的《辛丑和約》,付出龐大的賠款,并条约允许各国在北京驻军及构筑永久要塞。(zh.wikipedia.org/wiki/八國聯軍)
在1909年, 大清邮政发行了三枚天坛祈年殿邮票。或许法國军人无意中將这枚郵票貼在天坛祈年殿明信片图案面上,所以就无意形成了天坛祈年殿票片双图一致的极限明信片, 或是灵机一触有意去制极限明信片。法文 Timbre côté vue或 TCV写在明信片的地址那面, 告诉郵務員郵資已付,表明邮票貼在明信片的图案面上, 请盖邮戳在邮票上。
奥斯曼帝国受英国及其阿拉伯盟友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胜势所迫,于1918年10月30日签订停战条约。1918年11月2日法军开始进入君士坦丁堡,英軍于次日进驻。1918年12月,协约国军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协约国的军事管理。(zh.wikipedia.org/wiki/占领君士坦丁堡)
在1914年, 奧斯曼邮政发行了一枚鲁梅利堡垒(土耳其语: Rumeli Hisari , 法语: Chateaux d'Europe, 欧洲堡垒)邮票, 无意中將这枚郵票貼在君士坦丁堡风景明信片图案面上,因为一部分明信片或是鲁梅利堡垒 (另一部分明信片或是鲁梅利堡垒对面的安纳托利亚堡垒), 所以一部分就无意形成了鲁梅利堡垒票片双图一致的极限明信片 (安纳托利亚堡垒明信片就不是票片双图一致)。或是军人喜欢收集城堡邮票和明信片, 或是灵机一触有意去制极限明信片。法文 Timbre côté vue或 TCV写在明信片的地址那面, 告诉郵務員郵資已付,表明邮票貼在明信片的图案面上, 请盖邮戳在邮票上。
在1917年, 法國邮政发行了第一版 Orphelins de la Guerre 邮票 八枚, 增值为赈济一战孤儿 。八枚邮票中有一枚是丹费尔-罗什洛广场贝尔福雄狮, 二枚是巴黎凯旋门浮雕《马赛曲》(“1792年志愿军出征”)。
法國军人或旅客去了埃及和金字塔, 去了北京和天坛祈年殿, 去了君士坦丁堡, 无意中將金字塔或天坛祈年殿或君士坦丁堡郵票貼在金字塔或天坛祈年殿或君士坦丁堡明信片图案面上,所以就无意形成了金字塔或天坛祈年殿或君士坦丁堡票片双图一致的极限明信片, 或是灵机一触有意去制极限明信片。法文 Timbre côté vue或 TCV写在明信片的地址那面, 告诉郵務員郵資已付,表明邮票貼在明信片的图案面上, 请盖邮戳在邮票上。有点奇怪,当他或她返回法国, 为什么没有去巴黎制1917年~ 1920年极限明信片呢?是不是大多数法国人都去过巴黎,明信片上的巴黎不够异国情调呢?
一百年前巴黎更不安全 因为 1918年流感大流行(英語:1918 flu pandemic),也被稱為西班牙流感(英語:Spanish flu),是於1918年1月至1920年12月間爆發的不尋常致命的流感大流行,造成當時世界人口約四分之一的5億人感染,1700萬至5000萬、甚至可能高達1億人死亡,使其成為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大流行病之一,僅次於黑死病。(zh.wikipedia.org/1918年流感大流行)
In Paris, the 1918 mortality rate provoked by the influenza and pathologies of the respiratory system was 6·08 per 1000. A study of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deaths due to influenza between 1916 and 1921 reveals that the Spanish influenza principally affected men and women between 15 and 44 years of age. Deaths associated with the seasonal influenza of 1916, 1917 and 1921 represented 19·7%, 12·5% and 21·0% of all deaths respectively, whereas during the rawest moments of the Spanish influenza, in 1918, the proportion of deaths due to flu for those aged between 15 and 44 years of age reached 68·2% in Paris and 66·3% in Madrid. (The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in occidental Europe (1918–1920) and victim age, by Anton Erkorek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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